【學運少年經國先生】
民國前二年（一九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農曆三月十八日），經國先生在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出生。六歲入家鄉的武山小學，直到十歲才離家到奉化縣縣城的鳳麓學堂就學，接受傳統教育。經國先生在慈愛的祖母及母親和母親的親隨阿王照顧下，在故鄉的童年生活，可能是他一生中生活最安逸的十年。

其父蔣中正先生十分注意他的教育，經國先生曾提起其父對他的教育，指示他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經國先生進入上海市萬竹小學四年級就讀。當時五四運動已發生，經國先生也受到反帝國主義運動及平等社會思潮的影響。民國十四年，上海市爆發五卅慘案，就讀浦東中學的經國先生參加了四次示威活動，結果浦東中學以「行為不軌」開除了經國先生。於是，經國先生前往廣東探訪父親，他非常渴望參加革命軍，不過父親卻不讓他的願望立即實現，反而將他送到北平求學，進入吳稚暉先生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就讀。

多年後，他在懷念吳稚暉先生的文章〈永遠與自然同在〉中提到吳先生對他的身教：「有一天，不知道誰送了一輛人力車給先生。他接受之後，等到客人走完，立刻要我拿一把鋸子來，把這輛車前面的兩根拉槓鋸掉。當時，我以為先生在開完笑，不敢動手。後來他說：『我要你鋸，你就鋸！』先生看著槓子鋸斷，哈哈大笑，把這輛沒有拉槓的車身，抬到書房裏。他一面坐上去一面說：『你看舒不舒服？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接著先生又說：『一個人有兩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你坐在車上被人拉著走，豈不成為四條腿？』」

吳稚暉先生與經國先生相處時間並不久，但經國先生一生行事卻深受他影響。

【冰火淬煉】
民國十四年，經國先生留學俄國孫逸仙大學（或稱中山大學），孫逸仙大學當時是托洛斯基派的重要據點，經國先生的思想觀點與托洛斯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

托洛斯基認為經濟體系應是一種國際體系，而非國族體系；因此，針對不平等經濟系統的革命，不應止於一國革命之完成，這即是「不斷革命論」的基本論點。托派還主張工人階級對革命階段的領導作用。史達林主張「一國社會主義」，亦即俄國自我中心觀點，與托派不合。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托洛斯基發動運動，要求日趨官僚化的俄共接近群眾，組織作業透明化。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北伐軍清黨，國共合作破局，身在蘇聯的經國先生在信仰上及生活環境上立刻陷入困境，開始了十年的嚴苛考驗。同年夏天，他自孫逸仙大學畢業。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秋，經國先生與其他四人被遴選送往培養經軍幹部的列寧格勒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深造，接受正規軍事訓練。該學院的課程有：軍事戰術、行政管理、交通運輸、地形學及火砲原理、軍隊政工、軍事戰略、戰史、軍事史以及游擊戰術。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五月，經國先生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畢業論文探討的主題是游擊戰爭。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五月，經國先生被派為列寧大學（即原來的孫逸仙大學）的中國學生訪問團副指導員。十月，經國先生又被派往莫斯科的狄拿馬電氣工廠任學徒。在共產國際及中共強大的壓力下，經國先生形同被軟禁、也無法回國。

其後，經國先生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在連續耕作了六天之後，通過了農民的考驗，「他們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我幫助他們解決了許多問題。到這個農村來過許多許多中央代表，可是沒有一個得到他們的信任。」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歲的經國先生離開石可夫村，遠赴西伯利亞的斯朵夫斯基待命後，又前往西伯利亞艾爾他擔任礦工。此行不論是否是勞改，回到故鄉的可能似乎已然成空。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月，經國先生進入烏拉重機械廠擔任技師。此後幾年，經國先生都待在工廠裏，幾乎完全脫離政治活動。他在一家夜校繼續工程課業，希望藉此得到升遷。一年後，經國先生升為助理廠長。

從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北伐軍清黨，到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的十年中，經國先生在蘇聯可謂艱苦備嘗；但在最後的三年，也就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到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初，他已赤手空拳開創出自己的事業，建立了家庭。經國先生在烏拉重型機械廠工作期間，芬娜（後改名方良）是唯一的朋友，她是個孤女。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經國先生認識芬娜時，她剛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在工廠內，芬娜是經國先生的部屬，最瞭解經國先生的處境。兩年後，即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他們終於結婚；同年十二月，長子孝文誕生。

【迢迢歸鄉路】
經國先生當時不知道，從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天開始，中國與蘇聯的外交情勢又開始有所轉變。蘇聯基於國家利益，希望支持蔣委員長中正抗日，安內抑或攘外決策繫於蔣委員長一人。情勢逐步發展，終致發生了西安事變，安內攘外政策一變而為國共一致抗日。國共的第二次合作，開啟了經國先生的歸鄉之門。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經國先生終於取得回國許可。在此之前，在中共共產國際代表的壓力下，他已經失業六個月，一家三口唯一的收入來自芬娜的工錢。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經國先生一家離開了莫斯科：
今天我要離開莫斯科了。早晨五時就起床，從我的房間望出去，可以看得見克洛母城堡，同我在十二年以前所看見的克洛母，差不多完全一樣；不過，幾個教堂頂上的雙頭鷹，已經看不見了，現在所能看見的，是由寶石製成的五角星……
下午二點鐘，在北火車站搭第二號西伯利亞快車離莫斯科。——蘇聯！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