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
生平與貢獻
 
 
 

【攝氏零下三十九度─進入莫斯科孫逸仙
大學】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月,經國先生告別了上海,啟程前往莫斯科。此行搭乘的是一艘貨輪,艙位原先是用來載運牲口,氣味令人欲嘔不止;經國先生在船上看了些書,包括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還細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他在海參威上岸後,改乘火車前往莫斯科。

經國先生初抵莫斯科已是冬天,但每天仍早起:「紅場的大鐘很響亮的打了七下,克立姆宮(克里姆林宮)城上的天色漸漸發出紅光。四十多個中國的男女青年,便整整齊齊排在莫斯科大教堂前面上早操,這是孫逸仙大學的勞動大學生,每天的第一課。莫斯科十二月的氣候,已經非常寒冷,地上的雪已有三、四尺厚;早晨的溫度是攝氏零度以下,街上的電線,都已經變成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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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
留俄初期,經國先生的思想觀點「與托洛斯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許多人就認為他是同情托派的人,而「事實上,他們的臆測也是正確的。」

托洛斯基認為經濟體系應是一種國際體系,而非國族體系;因此,針對不平等經濟系統的革命,不應止於一國革命之完成,這即是「不斷革命論」的基本論點。托派還主張工人階級對革命階段的領導作用。史達林主張「一國社會主義」,亦即俄國自我中心觀點,與托派不合。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托洛斯基發動運動,要求日趨官僚化的俄共接近群眾,組織作業透明化。

蘇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中山大學)當時是托派的重要據點,孫逸仙大學的校長芮德克(Karl Radek)是經國先生的中國史老師,他是托洛斯基學派的開山宗師之一;孫逸仙大學還有一位施凱德先生(Mr. Sheked),他教授政治及經濟,也是托洛斯基的信徒之一。經國先生很專心聆聽李普曼教授(Professor Lippman)的地緣經濟學的課,他經常向經國先生灌輸托洛斯基的精闢主張。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間,史達林對托派發動一波波的攻擊,終於將托派清洗殆盡。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北伐軍清黨,身在蘇聯的經國先生於信仰及生活環境上立刻陷入困境,於是在孫逸仙大學畢業前退出了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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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農民與土地- 打造一個新天地】
經國先生在蘇聯觀察到:蘇聯的共產革命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工人(無產階級)並未佔多數,這和馬克斯的看法不一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蘇聯提出的理論是:農民並不是一個階級,其中有佃農、貧農、中農、富農之別。貧農與佃農,都是田主富農的敵人,他們的經濟利益是接近工人階級的。

為了解決農村經濟問題,基於對農民內部階級的認識,蘇聯在革命成功之後,在農村施行集體經濟政策,將農村的生産工具公有;可是其他私有財産,如房屋、菜園、雞羊等等仍舊私有,生産品必須依照勞動力而分配。

在贛南時期,經國先生的土地改革作為:「頒布命令,各種地租一律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引進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佃農土地上成立示範農場,並把荒地放給貧農耕作」。

國民政府遷臺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建立的諸多農場,開發的過程剛好與贛南時期相反。先是在蓽路藍縷時期,由國家出資雇請退伍軍人開墾,繼而分發私有土地,但仍由公家提供作業工具,最後再走向各自獨立的私有作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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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國的街邊旁獨照。
在俄國的街邊旁獨照。
留俄時與經國先生夫人蔣方良女士及工作夥伴出遊合照。(俄國,1935)  
留俄時與經國先生夫人蔣方良女士及工作夥伴出遊合照。
(俄國,1935)
 
留俄時與經國先生夫人蔣方良女士及工作夥伴出遊合照。(俄國,1935)  
留俄時與經國先生夫人蔣方良女士及工作夥伴出遊合照。
(俄國,1935)
 
以上圖片出處:國史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