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我念北一女初二時，蔣經國創立青年救國團，高中和大專生才有團員資格。為彌補初中生報國的願望，我在班上發起勞軍。父親為我們打造了捐獻箱，讓同學隨意投注零用錢，學期終了，買些香皂毛巾到部隊慰勞軍人。活動受到好評，很快推廣到全年級三班都參與。五三年秋，救國團表揚傑出團員，北一女特別推薦我赴會。蔣經國主任親自給大家演講鼓勵，我因年紀小而坐在前

排中央，與他相距咫尺，感受特別深刻。

主任衣著樸素，白襯衫和卡基褲，神色開朗誠懇。一小時的即興演講，內容不外青年要立大志、做大事及反共復國有望等勉勵之詞。當年這些雖是陳腔老調，他卻說得慷慨激昂，讓台前的我聽得熱血沸騰，當即下定決心，長大誓以報國為己任。

年歲漸長，聽到和看到的多了，對國府的一黨獨大和高壓統治漸生反感。大學三年級那年，同班同學歐阿港因言入獄，接著<<自由中國>>雜誌社長雷震又因組黨而被捕，國府的專制獨裁有目共睹，「白色恐怖」深入人心。尤其雷震案更被傳為蔣經國的操作，這位準總統接班人被標為「特務頭子」也就不稀奇了。

不久我留學美國，又因緣際會和丈夫投奔「社會主義祖國」，在大陸住了七年多。親身經歷過毛澤東發動的史無前例「文化大革命」後，我領悟到一點：政治恐懼是海峽兩岸的共業，但國府帶給台灣人民的痛苦，比之中共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

一九七四年，我和家人移民加拿大，開始寫作反映大陸「文革」的小說，並和家鄉的親友取得連繫。很高興知道台灣進入蔣經國時代後，出現了「經濟奇蹟」，雖然仍是威權政治，但是爭取民主的「黨外」人士有增無減，且前仆後繼，充滿信心。

七八年拙作<<尹縣長>>獲吳三連文藝獎，自立晚報社長吳鳯山邀我返台領獎。聽說蔣總統會到場給吳三連賀壽，我怕見到「特務頭子」，只好忍痛拒絶。次年我移居美國柏克萊，在加州大學做研究。那年十二月，高雄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最新、最快的消息來自任職胡佛研究所的張富美，知道國府正擴大逮捕相關人士，關心台灣前途者莫不憂心忡忡。

不久，聶華苓來電話，勸我返台見蔣經國，為被補人士說情。

「找特務頭子求情？」我當場拒絕。

「以前雷震被捕後，」她說，「美國的華人都希望胡適返台見蔣中正，為雷震求情。胡適沒答應，我們到今天都不原諒他！」

我怎敢和胡適相比？他尚且不被原諒，我身為台灣人，不被同鄉的口水淹死才怪！當下一口答應。

為了加重此行的份量，我發動美國知名華人共署一封陳情信。余英時、許倬雲、杜維明、張系國、於梨華、莊因…共廿七人簽署；內容大致要求不用軍法審判、大事化小並小事化無等。一月初，我搭機返台。透過吳三連和蔣彦士居中連繫，我很快獲邀上總統府。

第二次見到蔣經國，時隔十八年，他已是糖尿病纏身、行動遲緩的老人家，溫和慈祥，語氣徐緩，宛如隣家的「歐吉桑」。

我遞上連署信，同時表達海外華人的關切。此外，我還強調台灣已人心惶惶，連街上的計程車司機也聞聲色變，還有人把它比為第二次「二二八事變」。

總統聽到「二二八事變」，神色立表詑異，立即要求我不要這樣說。

由於我一再強調高雄事件不是「叛亂」，他不禁反問我：「若不是叛亂，那是什麼？」沒有政治細胞的我，慌亂中答以「嚴重的交通事故」。總統聽了倒不動聲色，一旁陪坐的蔣彥士卻氣得從座位上彈起，做拚搏姿勢，但被他擺手勸阻，只得悻悻然落坐。

總統不急不徐地解釋說，是群眾集會引起暴動，最後招致警力鎮壓。我則堅信群眾不是叛亂，應是警方鎮壓才引發暴動。一個半小時的會面，我們兩人都沒能改變對方，但是總統顯得處變不驚，温和又不失穩重，很有長者風度。

之後我去中南部觀光，很快接到第二次召見的電話。

這次見面，總統主動提起高雄事件，再次強調是先有「叛亂」行為，政府是萬不得已才有「鎮壓」舉動。他說，曾有位婦人當街下跪求暴徒不要打砸，但暴徒置之不理。這個鏡頭我在電視上看過幾回了，一時難以反駁。情急之下，我不禁脫口而出：「可能是治安單位為了鎮壓，當街表演『苦肉計』吧？」

蔣彦士又是一怒而起，仍是被總統擺手壓下。

總統本人不動如山，卻以徐緩而堅定的口吻表示：「我以人格保証，我們政府不會行使苦肉計。」

我能說和想說的都說了，於是起身告辭。

「哪怕一個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會安的。」

這是我聽到蔣總統的最後一句話，也記憶最深。

返美的班機座位被改為頭等艙，沈君山一旁作陪，頭一件事是轉告蔣彥士的憤怒。「陳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總統要用人格來保證自己說的話！」

我欠缺修養，又無機智，這些毛病都在這個事件上表露無遺。

事後，時任<<亞洲周刊>>特派記者的殷允芃問我：「你第一次見總統時，向他反映了台灣計程車司機什麼問題嗎？」

我一臉茫然。原來總統兩次接見之間，曾到高雄訪視，指定要搭乘街上的計程車，把隨從搞得莫名其妙。

我這才想起，曾向總統提到返台次日曾搭計程車去圓環，和司機談高雄事件，對方十分驚惶，以此證明「人心惶惶」的說詞。

聽來雖是小事，卻令我十分感動。一個日薄西山的老人，還南北奔波想要求證真相，這份求真之心值得肯定。蔣經國一生的功過，歷史自有評論；僅憑晚年的這一份用心，我們台灣人就不會忘記他。